（提问者为《文学报》记者陈竞）
1.在《桑克诗选》最后的诗人简历中写道：“1967年9月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8511农场。”为何用“8511农场”来表述？是不是表明一种家庭环境？是怎样的？
8511农场是一个单位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地名，它的另外一个地名是兴凯。我的双亲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和弟弟出生在这里，而我的哥哥们和姐姐们则出生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我曾经在一些文章里写过，而其他作家也写过这里。这里的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你可能知道这些与中国历史有关的事情。他们或者是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右派和其他的流放者，或者是士兵和军官，档案里或多或少有点尾巴的人，或者其他的离乡背井的人，如早先的支边青年和后来的知识青年，后者来到的时候，8511农场的名称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这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对我的童年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读了许多比较像样的书，同时也听到过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谈话。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童年，可能我什么都不会写的。即使写了，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2.您最初的关于诗歌的教育来自您的母亲？请问她是怎样影响您的？您是怎样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请介绍相关的人或者事件）？最初写诗是13岁？那个时候对您而言，诗歌是什么？
我父亲今年91岁，身体还不错。他虽然出身私塾，在我眼里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中国人”，三纲五常那些操守他都是不缺的。我后来反这些，肯定是有我父亲的元素的。而母亲的文化程度以现代的社会角度而言是文盲。她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她的知识以及诗歌方面的素养都是得自于偷听或者旁听。她现在仍然不会书写，只是依靠记忆。她让我认识到诗歌是一种动听的韵文。她对我的影响是朴素的，她也不是特意要给我这些，只是让我更好的入睡吧。真正给我启蒙的诗歌教育，并把我带上诗歌道路的人，是我的三哥。他比我大14岁。我童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是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他的一切几乎都是自学的，他的文史造诣是相当不错的。我曾拿他的文章给郭预衡先生看，郭先生对他的文字是肯定的。我也觉得光荣。他当时写诗，给我讲解诗，并给我规定背诵的篇目。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写诗后来也放弃了。他写的诗都是古体的，所以我当时写的也是古体。按照现在的标准看，我写的这些并不好，而且也缺少一个孩子必有的童趣。但是它对我的语言训练的效果是明显的。它也使我从13岁的时候开始按照一个诗人的内涵来要求自己。我对自己有些苛刻。我写现代诗主要是受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影响，但是当时我以为这只是普希金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受穆旦的影响了。我庆幸我所受的这个影响。当时，写诗给了我太多的乐趣，我每天都写三四首，一年能写千把首，非常狂热的。
3.您说“人到中年之后，意志容易消磨，应该警之戒之，应该牢记最初对诗许下的诺言。”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诺言？当初是怎么想的？现在一路走来，从诗歌写作而言，您觉得自己是否一直在履行这个诺言？现在是否仍在继续努力？
这个诺言就是当初写诗的动机，我为什么写诗？是为了快乐，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提升到更高的地方。如果违背这个，写诗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初衷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是迷失。我现在仍然在写，乐此不疲，写诗带给我的欢乐是我终生不能报答的。而到中年之后，确实存在中年危机的问题，以为什么都明白了，以为愤怒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求自己把颓废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万劫不复了。但丁的中途问题其实就是中年问题，他是诗人的导师，他早就为我们指出了怎么做。我现在就只有这么做：忠于自己的生活，书写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
4.写诗对您来说是一种工作还是对理想的坚守？您的日常生活跟写作的关系？
如果把单位里的工作称作谋生的话，那么写诗就是一种工作。如果把单位里的做事称作工作，那么写诗就是一种嗜好。嗜好就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人强迫我写诗，我就是自己乐意写而已。我不觉得这是对理想的坚守，因为写诗不是理想，只是一种嗜好。我的理想是世界大同，人人相爱。这个理想的价值观确实是需要坚守的，是不能动摇的。但是这个却让我有的时候比较苦恼。我的日常生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只是没什么别的乐趣。如果听音乐，看影碟，算是一种乐趣的话，我还是有乐趣的。然后就是读书，写东西。有时换点钱贴补家用。别的也就没什么了。
5.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访谈资料中看到“因为绝望，所以不死”以及类似的语句。请您具体谈谈（以事件或者自己的观察为例吧，我需要细节^_^。）
我觉得人只有绝望之后才能活下去。如果不绝望，万一遇到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人是难以抵制的。因为抱了希望，出现的事实一旦和这个希望差得太远，再加上人比较脆弱，它可能就是毁灭性的打击了。我如果一开始就是绝望的，那么此后得到的任何的微弱好处都是额外的。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事啊，上天待我真的不薄啊。你可以认为我是自己骗自己。但它对我挺管用的，它能让人在遭遇了那么多倒霉的事情之后还能活下去。如果说具体的事情该怎么说呢？有的是不能说，会给自己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有的是不必说，当年恋爱倒是可以说说的，但是恋爱的失败，自己是有不少责任的。因为年轻，处理事情的能力还是不行的。光有感情是不够的。绝望是希望的基础。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哲学问题，其实只是自我开解的顺序问题，稍微一颠倒，世界就会不断出现好的东西。人如果开始太高，那么以后就全是下坡路了。上坡路永远都是美的。
6.在诗人简历中，1989年您曾任教长春地质学院社会科学系，仅仅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您又重返北京。是不是因为教学与诗歌距离太远？或者其它什么原因。到现在，您大概从事过多少种职业？现在在做什么？这些职业跟诗歌创作有冲突吗？现在，诗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回去的私人原因是女朋友的问题。公开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是知道的。那种环境是我不能忍受的，我当时的忍耐能力不如现在。我想回到朋友们中间，想回到爱人的怀抱中躲避。因为我实在不能忍受，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吃不喝，发高烧，流泪。所以我就离开了那里。如果当时有人关心我的话，我可能也就不离开了。孤独得要命，实在忍受不了了。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当时认为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城市。我做过的短期职业有多少我自己已经记不住了。抄信封不知道算不算一种职业？公司职员啊什么的。还有家庭教师——不是大学生们的那一种。龙套演员——混饭吃吧。我不想说了。后来主要是做新闻。现在也是。这个工作是长期的，已经做了16年了。这些职业当然和诗歌写作有冲突，有的冲突还非常厉害，一个抢夺我的时间，另外一个是凌辱我的身心——后者来自于社会歧视。这个歧视现在也有，不过我的脸皮已经变厚了，甚至我自己也时不时地自嘲一下，把那些悠悠之口堵住了。而当时我却受不了。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在家吹吹口琴或者搓搓麻将没人理会，我在家写写诗就成精神病人了呢？我吃过亏之后在陌生人面前或者在陌生的环境里都刻意隐瞒自己写诗的嗜好。但是现在瞒不住了，就闪转腾挪吧。如果连累了家人，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写诗，这是上帝对我的考验吧。我应该大声地对每一个问我的人说，我的嗜好就是写诗。说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是我小时候没想过的事情。小的时候写诗没人嘲笑我的，反而老师们都是很赞赏的，同学们都是很羡慕的，怎么大了就不行呢？我妨碍了谁么？
7.您说：“所有诗人中，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奥登。他们是我的理想。我最喜欢的诗人，也是两个，沃伦（我看他的诗不会超过２０首）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和我有相像的地方。我有一盘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朗诵诗歌的录音，每次听我都想哭。”能稍作解释吗？
杜甫和奥登都是顶级的大师，能写各种各样的诗，而且都写得非常出色。我也想像他们那样，所以他们就成了我的理想。我一辈子也可能挨不上他们的边儿，在外面望望想必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吧。我喜欢的诗人，沃伦和帕斯捷尔纳克，是因为他们让我觉得亲切，好像他们就是我的老朋友，甚至就住在我的隔壁。沃伦的诗我现在看了不少了，中文的集子是我的朋友周伟驰翻译的，翻得很棒。英文的我也看了一本，是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送给我的圣诞礼物。老帕的诗是俄文的，我只能通过译文来看。我最喜欢力冈和吴迪的译本《含泪的圆舞曲》，我不知道看多少遍了，每年三四遍肯定是有的。有两个前辈在天上望着我，有两个前辈在隔壁呼吸着，我是多么幸福呢。其他的让我感到幸福的诗人就更多了，简直说不过来。掰手指头、脚趾头、衣服扣子也是数不过来的。别看每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点孤独，但是把这些孤独的人凑成一堆，也是蛮热闹的。我争取写得好一点，这样，在大师面前丢人的力度就会轻一点了。
8.您曾谈到过诗歌的使命或者说诗人的使命，能用自己的实践谈谈吗？或者以您看到的现象、您所认为的优秀诗人来谈。
我也说不太好。但是现在我觉得诗人的使命就是写诗。诗歌的使命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先不谈了。我想我的工作就是写诗，写出对得起自己的东西。不少诗人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比如米沃什，他是一个波兰诗人。他把自己的生活写的非常透彻。他写的东西是不局限于波兰的，这是因为他的生活不仅仅是在波兰。人的生活有时决定着人。但是人自己要想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却非易事。这需要长期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精湛的能力。在有限度的工作里，把能力发挥到极致，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且不说还存在天赋的问题。
9.您自称“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大概什么时候？如何理解？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八十年代末吧。我这么说就是自我鼓励的意思。我没调查过，我怎么知道谁是最后一个呢？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我希望浪漫主义生生不息。我这么说不是自我增加荣誉，而是自我鼓励，自我提示的意思。我是必须这么做的。这个浪漫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比如虔诚，比如重情重义——这个我以前没说过。比如自律——它本来是古典主义的，但却被我借用了。比如奇异——异国情调或者惊人的艺术效果。诸如此类吧。我现在当然还是这么认为。我不会认为它是过时的东西，即使作为风尚它已经落伍，但是落伍未必是坏的。反之，古老的也未必是好的东西。凡事都是要具体而论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是可以批评的的，这意味着今天的浪漫主义仍然是可以发展的。
10.您说您对语言实验始终怀有兴趣，对诗歌形式特别重视？为什么呢？如何理解您说的“中文诗歌的光荣与梦想，始终寄于现代性这条唯一的路。”
实验性的东西，我近年做的比较少了。早年是很多的。诗歌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形式。诗的形式美之强烈，在文字艺术之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是公论。似乎不必讨论的。我原来做形式实验，主要是出于自己的需要，现在做的少了或者说不激烈了，表面有点趋于保守，但是实验本身似乎更精微了。原来是大动静，现在则是官子式的。都在一点一滴之中。我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些好的东西不断发挥作用。现代性的问题，别人时常问我，我也常做回答。目前，对诗歌之中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是比较有限的，我对现代性的研究更为有限。现代性是什么？简单说，或者按照原始的说法就是，我写诗不可能离开现在，不可能离开现代方式。凡是与现代无关的东西我都是不写的，凡是与我现在的生活无关的东西我也是不写的。这就是追求现代性之重要处。中文诗歌如果一味回到古代，与现在没什么关系，这样的诗有什么写的必要呢？
11.2000年，您与莱耳、白玉苦瓜、小西创办诗生活网，您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如何看待网络诗歌？
我是创办者之一，另外三个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我就不深说了。我的初衷就是建立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当时不少诗歌爱好者，有热情倒是蛮有热情的，但却不够专业，而且读的书也不好，我就忍不住参与这事了。网络诗歌只是一种通行的说法，从诗学来看，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本体论的说法则是网络体诗歌——这个暂且不论。如果单纯从载体来说，如果有网络诗歌，那么就有杂志诗歌和报纸诗歌。网络诗歌的传播范围比杂志诗歌和报纸诗歌广泛。这是优势。另外一个就是网络的发表渠道畅通，没有更多的中间层次。这也是优势。此外网络还有营造氛围、结识朋友、学习佳作等优势。而负面的影响也是不少的。这个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我想，面对网络，只要你的耐性更强一些，耐心更多一些，还是能学到不少好东西的。
12.当下诗歌是边缘化的吗？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写诗的人是最多的。诗坛也一直有这种那种的话题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抗震救灾涌现出大量诗篇，现在关于奥运的诗歌也非常多。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诗歌边缘化？可能吧。写诗的人是不是最多的？我不清楚。我觉得写什么诗，是写诗的那个人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的。一个重大事件，有不少人来写是并不奇怪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也有不少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写。比如安史之乱，并不是人人都写的。相反，这两件事也是一样的。就我来说吧，前者我写了，后者我没写。这是选择问题，也是当时当地的一种情感爆发。我觉得写什么其实从来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写。你看电影吧。德国人拍《窃听风暴》，我们拍《英雄》。算了，不说了。这种事情以前有，以后还会有。我曾看过郭沫若五六十年代的诗，如果你没看过他原先的诗，你会觉得他有点那个，等你看过他原来的诗，你可能就会明白，他背叛的人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都能背叛，你能指望他保护他的家人，保护他的同胞和邻居吗？这话扯远了。我觉得现在，人是可以选择的（有没有不能选择的时候？）。没人强迫你做什么。至少这件事上。你可以自己选择。选择与否是自己的私事，没什么对错。但在别人看来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争吵的原因。良心是必须的，否则晚上睡觉会做噩梦。
13.从诗人简历中看到，您还创作散文、写评论，还有翻译诗歌，您如何看待这些写作？与写诗相比，它们带给您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说您从中得到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写散文、评论，译诗，单独说，它们也都是我的嗜好而已。混着说，它们都是为了写诗。如果一个人连散文都掌握不了，那么他的诗歌就是可疑的。评论是看一个人的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这是现代诗所需要的东西。译诗是我读外国诗的一种方法。我也写小说的，它对我的诗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艺术都有相通之处，它们这些在转化之后，都是能成为诗歌的营养的，甚至有的营养相当惊人。不管我做什么，我都知道它们是为了什么——这就够了。当然，单独说，它们也都是美好的事业。只是我当初选择了诗。这就是命运。人不可能什么都做。当然，我是精力和时间有限。可能在别人那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14.您对自己当前的写作和生活状态满意吗？有没有新的打算或者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还可以吧。说不上来。有时生气，有时安静。好像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我的打算就是写诗，今年已经写了不少。还有就是把手头写了三年的长篇改出来——希望它好一点，别太丢人了，我的目标是，把它写到我能力的边疆也就行了。另外，前些日子，还译了一些今年《大西洋月刊》里的诗，作者都是陌生的，但水平都不低。写诗，过日子，也就这样了。还有就是和朋友们吃吃饭，陪来避暑的亲友们玩玩。哈尔滨的夏天比较凉爽，我喜欢。
2008.7.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