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更加傲慢而有理。
傲慢的体力，有理的血液。
阴霾是苍天赋予的。我呢？
只是配以适当的表情。

适当的阵雨或者怒气，
或者一首昔日之诗的隐晦。
姓陆的和姓徐的，我记得
你们的双字名三字名。

不打算绞死你，犹如
某位貌似严父的伊拉克人。
虚拟的柱子是必钉的，
不是为了惩罚，而是告诫。

告诫刚刚入学的新生：
任何时候，你们都比铁器
柔软，而且你的嘴巴
具有鲜为人知的第二功能。

不必回忆，悲痛就是
我们的生活。更不必湮灭，
我们还没死呢，还没
改名热爱老大哥的温斯顿。

日子的癌细胞一天一天地
扩散，犹如丰收的房地产，
我们的快乐是没有的，
我们的虚无是有力的，

而且已经抵达了中年。
饱满，蕴藉，犹如石头的
乌云，看起来轻飘飘，
砸下来，谁痛谁知道！

2009.4.16.10:26

　　每个人都可能有过西行的经历。西行不但是指类似玄奘法师那样的身心之旅，自然也指进入近代国家时代之后学习西方的经历。西方是关于现代国家的笼统的说法，现代的日本也在其中。张曙光曾经写过一首《西游记》，讲述自己或者八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朝圣与成长的经历。他把他的生活与小说《西游记》故意混成一体，表述自己内心对现代的渴望以及与尘世之间进行的斗争。
　　王家新的《唐玄奘在龟兹，公元628年》写的则是唐代僧侣玄奘在西行的旅程之中的一个年份，一个地点。628年是贞观二年，新的统治者李世民“任求伉俪”置于后宫之中，对群臣说：“朕，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李世民同时谴责隋朝让人民贫困不堪。太宗神话和盛唐神话由此开始。然而据《隋书》和《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峰值；而隋朝仅仅开皇年间，全国有户即达890万。人口和土地一向是测定封建时代荣衰的主要数据。然而李姓政府以整整一朝数百年的努力，各项经济指标都未复至隋之水平。这就是玄奘西行所处的年代。龟兹位于新疆库车，玄奘西行取经之时曾在龟兹留驻数月，那里曾是盛大之佛国，而后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区域。这就是玄奘西行留居的地点。这是一个寻求信仰经典的中途，与但丁寻找天国的中途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与启示性。这或许暗示着我们现在仍旧处于西行的途中。但是我已经看到有些人站在凉爽的树荫之下对这种西行进行的谴责，我明白，反思性质的批评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它或许可以促进西行的事业，然而迷恋自身的人，他们对任何意义的西行与东行都是没有兴趣的，他们的恶言相向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果仅仅是恶言也没有什么，不理睬便是，但是他们可能会变成取经途中的“凶象”，而且不止是钻进梦中的牛魔王、小丑和妖怪。
　　那些转身走回东方本身的人，我是有些同情的。他们或因缺水而倒在沙漠之中，或因安全而返回长安，把中途的有限所得视为真经，或者干脆沿袭经典，保守而安全地度过剩余的岁月。从前的人都能活，我们何必需要新的依靠呢——民粹主义者对王家新的隐喻性表达肯定是反感的，对开放的神秘倾向多少是有些抵触的。他们哪里知道诗人正是从这里靠近了某种真理性的东西。当一个普通人看到前面的危险之时而选择回头是趋利避害的无可非议之举，如果是一种行政制度或者一个统治集团，就可能意味着即将陷入更大的危险。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已知的危险比未知的危险更具有可接受性，可以满足心理需要。这就是保守的心理之由来。可是，这里照样存在一个严重的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当你再次转回来的时候，长安已经无法恢复到你出发时的长安的模样了。这就是历史的不可重复性。玄奘法师不是英雄，只是一个稍微勇敢的人，一个具有信仰的人，他选择面前的小危险，去取幸福的真经。他在中途吃了无尽的苦。“盛唐”尚且存在危险，那么现代的小心翼翼的实验当然也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认为存在十全十美的实验的人多少是有些幼稚的。全诗前面三节几乎都在写玄奘的这种途中的痛苦，肉体的，精神的，自然的，想象的。而后面的三节让人震惊。“我知道了我是谁的使者”。我的使命仍旧是“再次向西”。即使我不走，前面仍旧有人在走。“身影”或许就是超越肉体的灵魂。我们必须西行。如果玄奘法师不西行，“流动的沙丘就会将他吞没！”停下更危险——这就是人至中年的王家新最后想告诉读者的。与其老死长安，不如死在取经的途中。这就是在路上的伟大意义。

2008.7.24-2009.2.5.

附录：王家新《唐玄奘在龟兹，公元628年》

苦呵，人生苦，倘若转世
一定做一只鸟在天上飞
而不是在地上走
这热气炙人的火焰山
这钻进牙缝的沙
这磨破脚踵的石头
这汗和虚脱
有多少次，几乎像骆驼一样倒下

而凶象如此之多，不止是牛魔王
在梦里无声地驱赶、狞笑
还有那些无名的小丑和
扮鬼脸的妖怪
一次次使我在夜里醒来
想起赋予的使命
便满怀屈辱

醒来，便是这荒凉的宇宙
这死去的山
这寸草不生的戈壁
这荒废佛寺上偶尔的蝉鸣
比幼时听到的虎狼的啸叫
更让人惊恐

于是我知道了我是谁的使者

于是我从这里再次向西
迈动已迈不动的脚步
却看见一个身影在前面
我走，他也走
我停下来
他仍在走
顶着正午那一阵阵的热浪走

他不走，那流动的沙丘就会将他吞没！

2004

　　决不能忘记，虽然忘记伤痛能让人舒服一些。
　　我反复告诫自己，就是因为这一时的舒服，将给未来带来太多的问题。不能面对伤痛，躲避，淡漠，平静，最后是忘记。当事人全都去世，图书资料全都蒙上灰尘，每个人沉浸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猛然讲起巨大的伤痛，可能就像一个传奇，就像一个不存在的虚构的新闻。果然发生过那么惨痛的事情么？我就见过一些人决然否定了饥馑，否定了南京。白纸黑字都能否定，还有什么不能否定？
　　汶川地震，这个事情不会被遗忘吧？我的忧虑不是多余的。至少我不能忘记——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活着的义务，负责保留一些信息。2008年的快乐是有许多的，但是痛苦更大，更尖锐，那么多人突然就死了，在四川，在甘肃，在其他一些地方。当时人的表现是多么动人，让我觉得我是有希望的。那么多人都是有希望的，因为死去的人让活着的人发现自己的心肠里的善良，自己的心肠里的炙热的人性。当然也忘不了，一个姓余的和一个姓王的自成逻辑的胡言乱语。记住当时的所有事情，救人的人，被救的人，援助的人，袖手旁观的人，出了一点小力的或者大力的人，各种职业的不分男女年龄的人。忘不了许多的争论，争吵，专家咨询，几张真实而悲痛的图片。
　　保存所有的信息，保存所有的记忆，保存历史的原貌，不夸饰，不渲染，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告诉已经出生的和即将出生的人，汶川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我们后来是怎么思考的，从行政慈善到道德考验，从宏观控制到细枝末节，点点滴滴，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折磨，那些个日日夜夜，那些个电视和报纸敞开胸怀的瞬间。还有更多更多的。还有诗——久违的国粹形式，如今从沉寂之中爆发，然后又归于沉寂。
　　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建设性。不能忘记曾经许下的诺言，盖房子的，收养孩子的，不能忘记正在盖的房子，正在养育的孩子。想说的太多了，有点语无伦次。或许由此恢复祭奠的仪式吧，为里斯本，为唐山，为汶川。灾难来了也许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错误被重复地制造，教训被重复地获得。就说简单的足球吧，产生了多少问题？绝望到新华社署名文章都说“中国足球已神仙难救”。一个简单的问题尚且如此，其他问题呢？这可能就是记住汶川伤痛之后的工作。我们现在已非从前，不再讳疾忌医，不再遮灾掩难，我们明白公开舆情的益处，明白什么是现代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明白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不会过时的，这句话是需要现实检验的。或者换成另外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就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建设。
　　南京之痛是历史之痛，汶川之痛是自然之痛，是现实之痛。我们今天纪念它，不忘记它，正是为了免灾，为了保命，为了现在以及未来的日常生活的幸福。

 
　　2009.5.8.

　　对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解读，我看了一些了，《屠城血证》、《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南京1937》、《南京》，还有正在公映的这两部。我的感情之沉痛是难以言表的，甚至不想写什么，因为逃避痛苦可能也是一个人救治心灵的办法吧。25万活下来的人，25万被拉贝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救下来的人，他们如今应该有多少子孙？我不是他们的后裔，但是我自己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后裔。25万这个数字不是杜撰的，它不仅见于国际安全区的文件，也见于当时日本官方的文件。
　　感谢拉贝，感谢威尔逊，感谢魏特琳，感谢罗森，感谢……这是必须说的。谁都可以批评拉贝，但是我不可以。如果我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电影导演，我就更不可以。
　　拉贝的纳粹身份是让我厌恶的，做了再多的善事，这个身份仍然让人厌恶。我为了感激会暂时遗忘这个厌恶，但是我忘不了被有组织屠杀的犹太人的尸骨，忘不了奥斯维辛冰冷的烟囱。拉贝如果在德国，可能也会去救那些犹太人的，这点我坚信不疑。
　　比较《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是有意义的。前者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人性探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合理程度远远不及《鬼子来了》。在对人性与残暴的关系的叙述方面，迄今还没有哪个片子超过《鬼子来了》。陆川是和姜文学过的，但是他连皮毛也没得到，这不怪他。我已经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了，许多地方的精心处理就是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太年轻了，他还驾驭不了这个题材。这个年龄的解释，就是我原谅陆川的原因。我忘不了我以才能的理由原谅过陈凯歌的事情。
　　直到听说《拉贝日记》的德国导演傅瑞安·加伦伯特也是一个年轻人，我的脸面就有点挂不住了。他取消了我为陆川辩护的理由。我相信对史料的掌握，陆川肯定超过了加伦伯特，但是从处理来看，加伦伯特完整而清晰。他在一个有限的人物传记片中，完成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我看过的史料应该不比陆川少，但是我还是头一次在电影中看到这么清晰的合理的过程。都说德国人认真、严谨、理性，这回算是领教了。
　　我突然明白可能还不是史料的掌握问题，而是对史料的处理方式的问题，还有就是拍片的目的。是惹起观众的心理反应还是引起观众的理性思考？中国人是热情的，直观的，当然更喜欢《妈妈再爱我一次》，而理性对待历史之痛，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尽管《拉贝日记》之中的感性成分并不少。
　　张静初某一部分的戏有点多余，这个就不讨论了。我还是愿意说说历史。我头一次知道是谁下的有组织屠杀的命令。朝香宫鸠彦，裕仁天皇的叔叔，日本陆军中将，日本皇室成员，就是这个人下了屠杀战俘的命令。我要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记住这个人的名字。我头一次知道国际安全区接纳和掩护战俘的前因后果。开始国际安全区将战俘移交给日军，但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国际安全区才不得不将剩下的战俘掩护起来。我头一次知道国际安全区是学的上海国际安全区的经验，头一次知道各国外交官与国际媒体重返南京之后，日本军人就开始掩盖屠杀的真相，开始“亲善”中国市民……
　　非常遗憾，这些历史信息是《拉贝日记》给的。《南京！南京！》只是让我知道了日本军人之中未泯的良心。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教授说过类似的话，1937年在南京因为内疚或者对战争绝望而自杀的日本军人是一个都没有的。这种虚构其实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吧，它不但没让我解脱，反而让我的历史之痛更深了。
　　小时候，我听过狼来了的故事。一个孩子无聊的时候高喊狼来了，村民们跑来援救他，来了之后，发现狼没来，就生气地走了。这个孩子觉得非常有趣，就多次重复这个游戏，村民们开始仍旧来援救他，但是久而久之，就觉得这个游戏太无聊了。狼真的来了，孩子着急地喊狼来了，但是村民们谁也没来。
　　大人告诉孩子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一个撒谎成性的孩子，即使说了真话，也是没人相信的。换句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是没什么公信力的。现在我已经成了大人，仍然相信这个故事的劝谕意义，同时我也明白，村民们警惕性逐渐丧失的过程也是必须反思的。狼是一个存在，来与不来都是可能的，那个孩子也许只是一个预警者，或者天气预报员，预报的准确率比较低，但是预报这一行为本身是没什么错的。但是我不想说谁谁就一定是这个预报员。

2009.5.6.

　　十五年前，西渡与友人同游南京东郊的梅山，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今年西渡再到梅山的时候，却是梅花谢尽而梅子如豆的季节。这种季节与物象的次第变迁让西渡的内心之河泛起褶皱的波澜，从而诞生了这首具有古典风范的作品。
　　朱朱说过南京的东郊是世界上最美的东郊，这可能是他的偏爱之辞，但这何尝不是发自肺腑的热爱之辞呢？在东郊诸景之中，西渡说他最喜欢的是梅花万株的梅山和“郁郁葱葱佳气浮”的钟山，所以在第一节里，西渡直言不讳地表达这种喜欢：“在春风里一直坐到黄昏。”从奇崛的角度来看，这是朴素的；从热烈的角度来看，这是安静的。朴素安静其实与梅山或者钟山的气息更加匹配。西渡把两次访问写在一起，从三月一直写到六月，三月和四月是实写，而五月和六月可能就是推测与想象。第二节写的是四月，在T.S.艾略特的诗中这是一个“残忍“的季节，而在西渡的诗中，四月是摘梅煮酒的季节，是怀念故人的季节。这节化用作者自己的《赠友人古绝》：“山中摘青梅，煮酒满室香。我因思古人，独立对残阳。”古典的景象在化用之后散发出温柔的现代的气息。
　　第三节写的是五月，梅子已熟，而“城里没有故人的消息”，怀念故人的情绪油然而生。陈与义在《临江仙》中写道：“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而西渡说过：“知己之乐，或更甚于周美成‘相对坐调笙’。雅人高致，读之使人欲仙。”这种知己的趣味，恐怕古今同一。一些新诗的研究者可能没有想过，怀人正是古体诗的功能之一，而它在现代诗的框架之中则似乎有所缺位。在诗的功能方面，西渡下过一番苦工，比如他的登高诗，比如他的咏物诗。这次则是怀人。故人自然也是良人，也是屈平的蘅芷艼兰，那么何必再说音韵的转合柔婉呢？情绪自然也是蕴藉的。第四节仍是思人的深远：“那郁积的绿的海呵/望穿故人的秋水”，我个人认为这是两种意象并置，是庞德制作“中国汤”的时候常用的“烹调”方法，而且不单纯是对古诗两词并置方式的回归，比如“落日故人情”——将“落日”与“故人情”并置而体现出故人之情的悠缓与凄楚。然而西渡的本意并非如此，他是将这两行诗句视为一个完整的动宾结构，“绿的海”望“故人的秋水”，即钟山盼人归来。钟山若是西渡的伙伴，则有代其拓展怀思深度之义；钟山若是自然的化身，则具招隐的意味——如果联想此诗生成的社会环境，拥有此念也就显得合情合理或者理所当然。由此看来，前面“琴箫合奏”的曲目想必也是《招隐》或者《思贤操》一类的雅乐。
　　怎么对待古诗资源是近年诗歌界的一个主要命题，西渡的性情使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着眼点。我初读此诗的时候曾经庆幸第五节结尾的那句——“啊，钟山！钟情的山”，如果没有它，这首诗或许真的就有些暮气；而正因它的存在，这首诗仍旧留在现代诗的行列里。我当时觉得这是有一点险的。化腐朽为神奇，字眼在于神，在于所谓的神来之笔，而将钟山这个地名顺手拆开，或许也是西渡一时所想，笔到意至。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它，才有了一点美的教训。我承认我有些偏爱，然而谁不偏爱呢？
　　粗看起来这首诗显得有些“古老”，内容至少老到陈与义的年代，而形式至少老到戴望舒的年代——这种判断直到结尾才得以修正。西渡的情怀可能也是古老的，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交际之中，相见则欢转身则忘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见闻。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对西渡怀恋故人的那种真挚与朴素的情感而感到亲切和伤怀。西渡两次造访的金陵，王气已经黯然，但是风雅或许仍旧如故，如经历六朝或者八朝的石头，漠然地待在大江之畔。我曾造访此地，因为去时已然盛夏，自然没有见到梅花，而钟山之蓊郁则远不如天下为公这四个字给我的震撼。我读孙文的书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蕴藉，阅读风景的感受也会发生变迁——西渡因为两度造访梅山而怀人，而我却因孙文的四个大字而转至另外一番境地。这可能就是现代性这个美妙故事的两种解读吧。

2008.12.3-6.

附录：西渡《梅花三弄(For C.C.)》

三月，携故人访梅东郊
我的情怀是满山的梅花
饮酒、听琴箫合奏
在春风里一直坐到黄昏

四月，我思故人
到山中摘一把青梅
煮一壶老酒
我的心情是缭绕满屋的酒香

五月，山中的梅子熟了
城里没有故人的消息
我的怀念是落不尽的梅雨
漫过了江岸

六月，梅子下枝
我的思恋是满山的青
那郁积的绿的海呵
望穿故人的秋水

啊，钟山！钟情的山

2008．6．1.

　　崔大哥岁数挺大的，七十多了吧？可能他是和大哥论兄弟，敬重父亲，所以我跟着沾光也就把他叫做大哥了。这在乡村可能是叫屯亲或者村亲，而五连是怎么流行的这个我不清楚，我现在也是觉得奇怪的。我当初刚回东北工作的时候，对这里的单位流行叫哥哥姐姐什么的非常不习惯，开始我还真以为有亲戚关系呢，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是一种社交语言。而领导谈起单位，不说我们单位，而是说咱们家咱们家什么的。按照政治哲学分析，这里是含着什么什么理念呢。

　　我还是说崔大哥吧。崔大哥是山东人，绝对确定无疑，无论是从口音还是为人。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板着脸的时候非常少，但是我是看见过他板着脸的，可能是在生气的时候。他的胡子挺多的，不过都剃的比较短，而且都有些白了。他是军人也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从来没有谈过战争。他不谈，我也没问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问，似乎就是见了他就忘了问了。母亲曾经说过，你有事可以问问你崔大哥的，但是每次见面就忘了。

　　崔大哥的身体在五连是有名的好，或者棒，工作起来非常卖力。他如今岁数这么大了，身体还是一如既往，每年过年都来看望父亲。但是每次见我都会问，你是老四还是老五？我回答他之后，他每次都会说，哦，你和霞是同学啊。崔大哥说的霞是他的女儿，也是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我以前还真没想起她来，我以为和我一起上过这三所学校的人只有两三个人呢。崔霞小时候喜欢唱歌，而且是惟一一个会使用假声的孩子，但是那时候的人是愚昧的，所以每次崔霞唱歌都会遭到一些讨厌的孩子的嘲笑。崔霞的歌唱天赋可能就是这么被扼杀掉了，她后来好像就不怎么唱歌了，也没人提起这个事情了。

　　崔霞的学习一直是普通的，但是她一直没有掉队。这就不普通了。我们那时候升学率没有现在高，每年都有留级的，但是崔霞没有。初中毕业考高中的录取比例是四比一，是非常低的，不少不错的人都因为压力被刷下来了，但是崔霞安然无恙。但是高考的初试那关她没闯过去，然后就没有机会了。我要说说不公平的事，我们初试的录取分数线比农场所在的密山县高出二十多分，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我还是愤愤不平。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我们多太多了，而且他们还有保送名额，我们这种企业学校是从来没有这个资格的。但是我们也争气，他们是省重点，我们什么都不是，可是他们的第一名，在我们这个小学校里连前三名都排不上，而理科他们恐怕还要排在十名之外呢。我就是要为我们一中骄傲一下，因为这所学校早已不存在了。

　　我们是没有母校的人——这话说起来有点凄凉。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没有了，而且，小学的房子没有了，初中的房子荒废了，操场长着茁壮的蒲棒，篮球场长着大豆，熬不过两年就会成为废墟，只有高中的教学楼还在，也还是一所学校，但却不是我们那所学校了。学校的历史记忆将要和我们一起消逝，这种事情但愿不要发生在我的大学身上。我说过我是保守的，我希望好东西一成不变。

　　崔霞可能在场部工作过一阵子，后来可能还是考了什么学，还是利用什么关系，回到了她父母的故乡山东工作。毕业之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两次聚会她也没有来，她好像托谁问了大家好，我在通讯录里看到了她的名字。反正崔大哥我是常见的，但是他主要是和父亲聊天，我也不便插嘴。他们都是“五连的老人儿”，这是有特指的，就是五连的创建者们。可惜这样的荣誉室是没有的，那么我就在自己的心里给他们建一间吧。

　　五连有过几任连长，我不知道。反正我经历的是有那么几个的，比如郎连长、朱连长。郎连长可能只当过一任就调走了，之前他是副连长。他是辽宁人，可能是军人，可是我不大记得了。他和我家都住在第一趟房，似乎是在王道真家与大老机家之间，正门封上了，从搭建的棚厦的边门出入。
　　他好像有两个或者一个儿子，不大爱说话什么的，我都记不住了，只记得他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小女儿是二侄女的同学，但是成绩却比二侄女强多了。那时候开过一阵英语课还是什么的，因为二侄女教我念过当时的英语，现在看来，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肯定是听不明白的，似乎是在澳洲之外又创造了一种左派方言。
　　郎连长是厉害角色，这个厉害不仅是做事情，还表现在脸上。而朱连长的厉害，据丽华说，仅仅是严肃而已，从来不出粗口，也从来不出什么什么的。我听父亲小声和母亲说起过郎连长的事情，我当时年纪太小根本听不明白，比如今天训斥了谁谁，或者今天怎么着怎么着，可能是和生产有关系，或者和某种言论有关系，总之我是不明白的。我能记着的无非是父亲的声音和表情。父亲的声音平时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在训斥我们几个孩子的时候。
　　父亲小心翼翼地过了一辈子，也算是太平无事吧，他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生活理念以及政治理念，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太平无事。其他的追求他全都放弃了。在五连，这样的人是有一些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就不甘寂寞，比如喜欢讲话或者喜欢进步什么的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修理修理人什么的人。这都是所谓给一个机会就灿烂的意思。但是经历许多历史磨难之后，这些经验也就随着这些老人而去了，而没有成为一个传统，有幸表现在更为年轻的人的身上。每一代人都是重新开始的。这种保守方式之中的小趣味还真挺有意思的。那个小女儿，是叫宝霞吧？我是把她当作姐姐看待的。但是她小的时候欺负过我——不是我记仇哦，是我突然想起来的，人的记忆说不定能干出什么来。
　　那是怎么一个事情呢？可能是跳窗户或者吐口水什么的。宝霞姐就在那里严厉地训斥我，把我都训傻了。那时她可能也就是上小学吧。她肯定记不得了。我们那时不是玩伴，小孩子差几岁其实就差不少呢。后来都长大了，懂事了，剩下的也就只有打招呼了。她应该比我大两岁吧？我以前怎么记得她比我大许多呢，这样看来，她是和三侄女年纪相若。这个公案就到这里，别追究了。
　　宝霞姐那届考的非常好，大约除了我们那届就是他们那届。宝霞考的是北京化工，学的专业我也记得清清楚楚，是高分子材料，后来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塑料。我恍然大悟，所以在我的知识谱系里就多了这种东西。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宝霞姐和她一个姓徐的中学同学来看过我。徐同学是北林的，学的是园林什么的。他们带我去双秀园，告诉我这是北京惟一的日式公园，里面的石头都是从日本运来的。徐还告诉我大黄杨和小黄杨的区别，我的植物学兴趣因此变得更强了。
　　郎连长在其他连队也当过几任连长，后来好像也没有升上去，就退休了，可能是离休了，五连的所有老人几乎都是经历过那个大时代的。那时升官好像没有现在容易，许多人在一个职位上几乎干了一辈子，二十三级，干到最后，顶多升到二十二级。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记录历史的，顶多有一些童年的乡村记忆吧，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我也不甚了然，可能也就是对情感有个交代吧。所以，我也就不那么执迷于对真相的探寻了，可能意义并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大。